民以食为天，食品安全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，也是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支撑。近年来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信用和道德良知滑坡等诸多问题，法治权威尚未完全树立，客观上造成一个食品安全危机的特殊时期。据统计，我国每年因食品而中毒的人数以万计，食品质量投诉逾10万件。尤其是三聚氰胺奶粉、瘦肉精、地沟油等恶性事件，让公众产生恐惧感和不信任感，引发人心的不安。

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乱象，如何加强政府的执法能力，打造一条“从菜地到餐桌”的安全链，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紧迫任务。我们不能冀望以谋利为取向的商家能够成为“圣人”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也排除了个人自我救赎的可能，食品安全真正的依赖屏障，主要系于政府部门执法监管的到位。遗憾的是，在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故中，我们看到了道德诚信的失范，也看到了执法临阵失守的危险。某种程度上，执法监管的疏忽与失职，让公众缺乏足够的安全感。因此，无论是基于公民的安全诉求还是现代政府的法律职责，食品安全的可靠保障都必须首先确立在严格的执法基石上。

从执法体制上看，必须彻底纠治“九龙治水”的监管格局。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执法，采取多头监管、分段负责的方式，难以形成执法合力。根据食品安全法，从田头到餐桌，农业、质检、工商、卫生、食药监五顶“大盖帽”被配置于第一线，看似执法机构十分健全，但由于部门利益根深蒂固，其后果往往是人人都管而人人又都不管，出了问题也难以划清责任。要强化执法效果，首先需要改变九龙治水、分散管理的格局，形成重要食品链从头至尾统一管理格局。10月11日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，将省级以下工商、质检部门，由垂直管理改为市、县两级地方政府管理，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和排除垂直管理所凸显的互相扯皮现象。在这一体制改革过程中，地方政府应着力整合执法资源，建立健全信息共享、权责明确、执法联动的统一监管机制。

从执法过程上看，必须确保监管部门始终处在“上岗”状态。目前，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相对比较完善，问题主要出在执行上，具体监管责任没有落实到位。相比立法机关制定规则和司法机关裁判纠纷而言，政府执法在本质上需要执法者始终身处社会一线，“事必躬亲”地去“望闻问切”，对照法律标准纠察治偏，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发通知，或是象征性地走走过场。食品从原材料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等各个环节，都设置有相应的执法检查职能部门，这些执法检查，只有环环相扣，才能保证食品是安全的，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最终都将伤害到消费者。因此，建立和完善更多刚性的责任机制，增强行政执法的密度，是化解公众餐桌上安全风险的关键所在。

从执法责任上看，应当发挥刑法的修复功能侧重打击渎职失职行为。刑法向来有“万法之盾”之称，其他法律的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刑法的终极保障。从宽泛的意义上讲，那些处在执法岗位上的责任者，一旦失职渎职懈怠法定责任，客观上便将公民置于无所保护的危险境地，其失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“风险源”。如瘦肉精事件中，某些监管者与不法企业、商家结成利益同盟、监守自盗，几令食品安全防线沦陷。为此，刑法修正案（八）专门将食品监管方面的渎职犯罪单列出来，并规定了比滥用职权罪、玩忽职守罪更重的法定刑，从而为惩治食品安全执法失职渎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。司法实践中，要通过对相关责任人的严厉追究，在刑法的威慑下确立起行政执法的责任体系，将刑法作为整个食品安全治理系统的最后法律保障，作为修复行政执法体系的利器。

从根本上说，食品安全治理的恒久之道，最终还取决于市场法治化水平。没有市场秩序的根本好转，没有健全的市场法治环境，没有良好的商业诚信和职业道德，政府的单一治理难免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局。因此，只有立法构筑起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堤坝，执法确立起严密无缺的常态机制，司法形成法律责任追究的强大威力，社会监督倒逼透明化食品安全信息，最终才能形成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链，为公众打造一个健康的食品安全屏障。